唐诗选集。明代高□编选。90卷，选诗620家，5769首。分体编排,计五古24卷，七古13卷，附长短句；五绝 8卷，附六言绝句；七绝10卷；五律15卷；五排11卷；七律9卷,附七排。每种体裁入选作者按时代排列。有简要评注。卷首有《历代名公叙论》、《诗人爵里详节》。高□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完成此书后，又于三十一年增补作者61人、诗 954首为《唐诗拾遗》10卷，附于书后，足成百卷之数。

　　高□为明代“闽中十子”之一，论诗秉承严羽《沧浪诗话》之说，推崇盛唐。“十子”之首林鸿认为，盛唐诗“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楷式”。高□引为“确论”（《凡例》）。高□又引申严羽分唐诗为“盛唐之诗”、“大历以还之诗”、“晚唐之诗”的主张（《沧浪诗话·诗评》），进一步明确提出初、盛、中、晚的名称。他说，唐诗的发展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唐诗品汇总叙》），并认为“初唐声律未纯，晚唐气习卑下，卓卓乎其可尚者，又惟盛唐为然”(王□《唐诗品汇叙》所引)。因于各体之中，又分为九品：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其《凡例》说：“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诗为旁流。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则不以世次拘之”。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有助于对唐诗发展流变的认识,常为唐诗研究者所采用；但九品之分,缺乏明确标准,不免招人讥议。清代王士□对此书七古以李白为正宗，杜甫为大家，王维、高□、李颀为名家,即表不满,他以为李、杜均应大家，王维等三家皆为正宗(《香祖笔记》)。清人李慈铭又对王说表示异议，认为杜应为正宗，李为大家，王维等三家为名家(《越缦堂读书记·文学》)。见仁见智，聚讼不已。

　　此书标举盛唐，原为纠正宋末诗风的卑杂琐细和元代诗风的华丽诡奇之弊，而成为明代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主张的先导。它在明代作为馆阁、家塾课本，流传颇广，影响甚大，但也引起清代如钱谦益、叶燮等人的指责。《四库全书总目》说：“平心而论，唐音之流为肤廓者，此书实启其弊；唐音之不绝于后世者，亦此书实衍其传。功过并存，不能互掩，后来过毁过誉，皆门户之见，非公论也。”

　　原有明成化间陈炜刻本，明代汪宗尼、汪季舒、陆允中、张恂等以其讹误甚多，加以校订刊印。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即据汪宗尼本影印出版。

　　隋唐名著介绍——《诗归》

　　自“古逸”至唐诗的选本。明钟惺、谭元春合编，51卷。凡古诗15卷,唐诗36卷。钟、谭二氏均为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是明末竟陵派的创始者。《诗归》代表该派的文学主张。

　　钟惺《诗归序》说：“非谓古人之诗以吾所选为归，庶几见吾所选者以古人为归也”。说明书名“诗归”的含意，并针对前七子拟古风气，表明其选诗标准真正符合古人作诗的旨趣。但实际上是通过古、唐诗选评，宣扬钟惺、谭元春的诗论。

　　《明史·钟惺、谭元春传》说：“自(袁)宏道矫王(世贞)、李(攀龙)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与同里谭元春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诗为《古诗归》。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钟惺、谭元春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既反前后七子拟古风气，复纠公安派袁宏道等人浮浅之弊，但亦流于艰涩，此书所选即多取“灵迥朴润”之境，排摈“极肤、极狭、极熟”之诗(钟、谭自序)，如《唐诗选》选王维诗3卷，而李白诗仅一卷半,其圈点、评语更体现其主张。如评所选初盛唐诗“皆有一片广大清明气象”(卷二),中晚唐诗“淡至极妙”(卷二十五),又于晚唐诗中推崇“气韵幽寒,骨响崎□,即在至妙之中”的作品（卷三十三）。钟、谭二氏学力不足，又有帖括习气，其识解多狭隘偏颇之处。

　　此书问世后，颇为流行。在明末，即受到钱谦益的抨击，认为结果是导人入“鬼国”“鼠穴”，“类五行之诗妖”(《初学集·刘司空诗集序》)。入清后，顾炎武说,当时人们把钟惺奉为“利市之神”,“又何怪读其所选之诗以为《风》、《骚》再作者耶”，指斥为“败坏天下之一人”(《日知录》十八)。朱□尊说：“《诗归》既出，纸贵一时，正如摩登伽女之淫咒，闻者皆为所慑”（《静志居诗话》“谭元春”条）。同时，此书还有擅改原作文字之处，为清代学者指摘。

　　此书有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刊本，总称《诗归》。《唐诗归》，有明万历间单行刻本。《唐贤三昧集》

　　唐诗选集。清代王士□编选。3卷,选盛唐王维、储光羲、孟浩然、刘□虚、常建等42人诗448首,不选李白、杜甫诗，反映了神韵论者的观点。“三昧”是梵文音译，佛学术语,原意为正定,文论家借用作奥妙、诀窍解。编写者自序说，对司空图所云“妙在酸咸之外”，严羽所云“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别有会心”,于盛唐诗便“录其尤隽永超诣者”。他的用意在于对明代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的诗风进行救弊补偏。其门人王立极跋文说此书选诗：“大要得其神而遗其形，留其韵而忘其迹,非声色臭味之可寻,语言文字之可求也。”同时清人阎若璩《潜邱□记》称王士□不讲“地理之学”而乱改字。赵执信《谈龙录》批评它滥改“夸炫权势”、“淫词”等作品，并驳斥王士□在《池北偶谈》中所说“诗家惟论兴会。道里远近,不必尽合”等自辩的话,认为是不够虚心。《四库全书总目》则以为“两说相济，其理乃全，殊途同归，未容偏废”。

　　有康熙刻本。又有乾隆间吴煊、胡棠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