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誓约在北宋历代执行得相当严格，如大臣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也仅流放了事。在北宋后期的激烈党争中，大批反变法派流放岭南，变法派章惇、蔡卞制造冤狱，确实想将他们定为“大逆不道之谋”，而置于死地，但宋哲宗说：“已谪遐方，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宋史》卷200《刑法志》)只有在宋钦宗时开了杀戒。宋徽宗认为宋钦宗诛斩王黼、朱勔、童贯等人“不祥”，故命曹勋传话，要宋高宗引以为训。

　　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这是宋朝政治冤狱和文字狱最滥，正直士大夫受祸最烈的一代，主要也仅开三次杀戒：第一次是杀张邦昌、宋齐愈等降金媚敌者，第二次是杀害直言敢谏的名士陈东和欧阳澈，第三次是杀害岳飞、张宪和岳云。秦桧得势之后，睚眦必报，杀心极重，但毕竟受到了皇帝的羁束，而在大部分场合下，皇帝也仍受宋太祖誓约的羁束，对许多正直士大夫的重惩，也就是流放岭南或海南岛。

　　南宋第二个权臣韩侂胄得势时，“坐伪学逆党得罪者五十有九人”，但也仅是贬窜了事。为时不久，“伪党之祸寖解”，并未开杀戒。后韩侂胄在政变中被杀，宋宁宗最初并不知情。后有诏斩其同党苏师旦，才开了杀戒。苏师旦原是“平江（府）之胥吏”，又当韩侂胄之“厮役”，属武官，在宋人眼里不算士大夫。第三个权臣史弥远为人阴鸷，他以谋反的罪名，杀害了武学生华岳和济王赵竑，但对许多名士，也仅是设法将他们逐出朝廷，外任地方官。第四个权臣贾似道，对政敌和名士，“小忤意辄斥，重则屏弃之，终身不录”，也未开杀戒。贾似道最终流放到漳州，在木绵庵被县尉郑虎臣“拉杀”，即击杀，并非出自宋廷的命令。宋廷明令斩杀的，只有其幕僚翁应龙。

　　由此可见，陈公辅的说法是符合史实的。后世认为宋政“宽柔”，从政治文明的角度看来，宋太祖的秘密誓约确是体现了“宽柔”的积极方面。当然，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总体制下，此种政治文明的进步毕竟是有限度的，不可估计过高。特别宋高宗不顾宋太祖毒誓，亲自下令的两次屠戮，即使在中华古史上也是罕见的凶残。

　　自宋以后的金、元、明、清以至更晚，在政治文明方面的倒退，则是显而易见的。皇帝的专制淫威不断强化，政治过程的残暴化，动辄迫害和诛戮，草菅人命，反而被视司空见惯。从珍视人命的现代人权和文明理念看来，这是理应被批判、谴责而唾弃的历史罪恶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