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看随想

　　这也是一篇谈读书的文章，作者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张辉教授。文章写于2015年1月，原载2015年3月31日《文汇报》（上海）笔会副刊。

　　读书，读好书，读“第一手”的书，读经典的书，读伟大的书；以及，何以应该如此——文章要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这“最平常不过的常识”，却需要被一再述之论之呼之吁之。这是为何？金克木先生“车轮”“包袱”之说，可能是一解。欲求其原由的全面细致和深入，还应该深长思之；而中小学语文教师，尤当自问。

　　文中提及的卡尔维诺、金克木、陈寅恪、夏曾佑、阿兰·布鲁姆等诸人，我们可以着重了解一下。 （任余）

　　寒假终于来了。在确定这个假期找哪些好书大快朵颐之前，我又重温了一遍意大利著名小说家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没想到文中的下面这段话，却带给我挥之不去的忧虑：

　　我们总要……一再读第一手文本，而尽量避免二手书目、评论和其他解释。中学和大学都应加强这样一个理念，即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书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然而学校却倾尽全力要让学生相信恰恰相反的事情。这里广泛存在着一种价值逆转，它意味着导言、批评资料和书目像烟幕那样，被用来遮蔽文本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必须说和只能说的东西——而中间人总是宣称他们知道得比文本自身还多。

　　读那些好书本身，也就是读卡尔维诺所说的“第一手文本”，尽量避免“二手货”，这应该不是什么惊人之论，而是最平常不过的常识。问题是，卡尔维诺这里所谓的“价值逆转”却不仅至今尤是普遍现实，而且在中国已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几年一直参加大学自主招生以及研究生招生考试，每每询问同学们读过一些什么书时，这种“价值逆转”的印象甚至格外强烈了起来。提到读经典，这些从千千万万考生中遴选出的佼佼者，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只能告诉我们这些“考官”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而极少有人可以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一部或几部自己心爱的作品。有某一场考试中，当被问及印象最深刻的文学经典时，五位考生居然有三位给出的答案是《飘》。他们之中，完整读过《红楼梦》的属凤毛麟角，能够细致复述自己所读作品具体细节的也总是屈指可数。武断一点也许可以说，我们的不少考生并不缺少他们为通过考试可以倒背如流的“知识”，但却非常非常缺乏亲炙好书并与伟大心灵对话的兴趣、能力和内在的爱。

　　倒是有一次一位来自边远乡村的考生，背诵了《史记》中的几个未曾出现在教科书上的大段落，一时间令我们感佩不已。但是，当她说出个中原因，却又让我们全体哑然。因为，她说，在她的中学，除了教科书，她能找到的最喜欢的课外书——“也就只有《史记》了”。

　　多想所有这些仅仅是我个人所遇到的偶然中的偶然，所产生的偏见中的偏见；多想我们可以说，卡尔维诺也不过是在杞人忧天。可惜，似乎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