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从金克木先生的文章《“书读完了”》中知道了一则逸事。据说，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说过，幼年时他见到另一位学者夏曾佑。夏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对这个“神话”，金先生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这绝不是夏曾佑在“夸海口”或“打哑谜”，而恰恰意味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所以，如果读懂读通了这些作为其他书的基础的书，确实是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声称“书读完了”的。相反，停留在背诵教科书的水平，而远离这些伟大的原典本身，就真的如金先生所说的“好像是见蓝图而不见房子或看照片甚至漫画去想象本人”了。

　　金先生的这个解释，很显然可以与卡尔维诺所下的相关结论对读。卡尔维诺不是也认为“中学和大学都应加强这样一个理念，即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书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吗？

　　可是，为什么实际的情形却吊诡地与此相反，甚至大相径庭呢？金先生早在1984年说过的话，至今发人深省：

　　文化和书籍应当是前进中脚下的车轮而不是背上的包袱。读书应当是乐事而不是苦事。求学不应当总是补课和应考。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习应当是在时代的中间和前头主动前进而不应当是跟在后面追。仅仅为了得一技之长，学谋生之术，求建设本领，那只能是学习的一项任务，不能是全部目的。为此，必须想法子先“扫清世界”……由此前进。“学而时习之”本来是“不亦悦乎”的。

　　我们不禁要问：是谁把书籍变成了“背上的包袱”？又是为什么读书成为苦事，求学也只是为了补课和应考？而教育只是为了得一技之长、求谋生之道呢？读好书，读该读的书，难道不是教育最应该有的手段和目的吗？

　　当然不该苛求学生，他们毫无疑问有难言的苦衷。但作为他们的师长、他们的父辈，我们怕是难辞其咎。至少需要扪心自问：那些我们期望中学生、大学生读的好书，那些伟大的书，我们自己认真而投入地读过吗？我们的心智离那些书是不是越来越遥远？

　　不读该读的书，这个看似微末的问题，不仅将在深层次上最终危害知识生产和经济发展之类功利目的，而且更将危及民族文化与文明共同体的健康生存。这应该不是危言耸听吧。美国政治哲学家阿兰·布鲁姆在《巨人与侏儒》一书中曾说，对一本伟大著作或者一个伟大作者的反复阅读与信赖的消失，“不仅导致生活基调的庸俗化，而且也导致社会的原子化。因为，有教养的民族结合在一起，是基于对德行与恶行、高贵与卑鄙的共通理解”。而这些共通的理解，离不开伟大的书。离不开《诗》《论语》《孟子》《老子》和《庄子》，也离不开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马克思……尽管这一切至今仍会被某些人无端判定为国产的“封建糟粕”或进口的“西方毒素”。

　　卡尔维诺和金克木给了我们思考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可多得的启示。我们身处这个读书风气已然败坏的时代，这个或许“与真理隔了三层”的时代，要真正重返伟大经典、真正读懂并读好那些该读而恰恰没有读的“第一手文本”，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对我们而言，不仅书远远没有读完，而且读该读的好书，也需要重新开始。

　　（选自张辉《如是我读》，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第1版）